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新生见面会上，邓建国作为导师代表给大家送上了“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寄语，他说，不要总是去“做他人觉得厉害的事情”，将“他我的实现”视为“自我的实现”，而要在学业上找到自己的真爱，并沉浸于其中，自得其乐。
这一“真爱”，邓建国无疑找到了。你总能从他的举止言行中，找到传播学的烙印，以及他对传播学的专注与痴迷。微博上，邓老师给自己写下的简介是：沪上教书匠。试图用传播的榔头敲一切钉子。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本期全媒派发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邓建国老师进行的深度访谈，走近这位资深传播学者真诚而自由的心路。
一个记者如何成了传播学老师？
全媒派：您大学毕业后，曾在报社做过四年采编工作，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向学界转型？现在很多同学在临近毕业或刚毕业时，可能在生活和工作上比较迷茫，能分享一下您刚入社会时的体验吗？
邓建国：很多事情，看似必然其实有很多偶然。我本科学的是英语教育，硕士是“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实际上还主要是英语。跟现在的硕士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所幸我没有停止学习新知识。在华师大读研期间，我在华东政法大学辅修法律本科，考过国际法的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虽然最后都没考上，但学法律让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发生了转变。
2000年硕士毕业，我到《上海日报》做记者，不久便转做夜班编辑。每天从晚上七点钟工作到凌晨一点钟，工作内容包括读稿、审稿、编稿、排版等等。生活作息黑白颠倒，与整个社会脱节，但每天的通勤和工作时间不长，因此有大量的业余时间阅读书籍或上网冲浪。我一般每天吃过午饭，下午两三点钟就跑到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淘书，一次买十几二十本，用玻璃绳系好提到单位去，偷偷放到工位下面。
在工作之余，我会浏览一些英文网站，当时谷歌还初入中国，它的首页简洁干净，我们都纳闷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浏览的众多网站中，有一个有很多新闻传播相关的理论，我逐条看完，觉得蛮有意思的，后来才知道这应该是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网站。我也是在此时接触到博客，并成为早期社交媒体的用户之一，后来还自己租用虚拟空间搭建当时只有geeks才玩的WordPress内容管理系统。
2004年读博士后，这段经历促成我参加了“中国首届博客大会”，并在会上发放问卷，后来写成了题为《强大的弱连接:中国Web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这应该是国内非常早的关于社交媒体对其用户影响的研究。
在报社的编辑工作本身没有太多压力和变化，但是缺乏挑战和激情，也学不到更多东西。我只知道我不太满意当时的工作状态，但并不知道未来该向何处去。有一次接到一个硕士同学的电话，他约我一起考博。我说，考博？我从来没想过。他说你是做新闻吧，可以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不是吗？
2004年3月份，得到张国良老师的报考许可，我参加了博士考试。一方面因为英语不错，另外也看了一些英文的传播学理论，考了张老师门下的第一名。很快我就面临继续工作还是辞职读博两条路的选择，我最终选择了后者。
全媒派：您做记者编辑的这段经历，对后来的教书和做学术是否有所影响？业界和学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邓建国：在报社的新闻实战经历让我获得了扎实的英语应用能力，我深受英语语言和法律学习的影响，思维和表述变得更加清晰、具有逻辑性，为此我深受其益。我目前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硕士项目的负责人，很多业界的前同事和朋友都已经是外宣领域的资深专家，已经到了传道授业的水准，我将他们请到课堂使同学们受益。
至于学界和业界的关系，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很快，从业者可能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时间将他们思考的东西概念化，发现其中的学术问题。而学者则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从业者不得不陷入微观当中，学者则能做到相对中观和宏观，所以能够总结提炼那些微观事实当中的有普适性的学术问题。
复旦大学暑期国际课程中带领墨尔本大学学生参访澎湃新闻
因此我觉得学界和业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上没有截然分开的事情——有些人专门负责思考，有些人专门负责实践。
我们学者很少能像美国灰狗长途客运公司对乘客所喊的口号那样“Leave the thinking to us”。业界也不应该对学者说：“我们负责做，你们负责解释。”所以学者要多接触实践，从业者也要尽量在工作之余让自己有些理论提升，凡既会做也能思考的人必然是业务骨干。学界和业界要对话，需要一些机制，使得newsroom和classroom之间相互腾挪转换。但这也确实比较难，因为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当中。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在增大。
如何定义“好老师”？
全媒派：记得教师节那天，您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好老师的标准”，您如何看待自己高校教师这一身份？
邓建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我理解，传道是传播知识，授业是传播技能，至于解惑，我把它解读为培养学生的judgement，即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它涉及到对规则的遵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跳出规则、打破规矩，也就是一个如何从信息到知识、到洞见、再到智慧的这个高级思维的过程。
比如，前几天有一名二年级的本科生到我办公室找我签名。签完名我问她，你明年专业分流时，准备选择我院四个系（新闻、传播、广电、广告）中的哪一个呢？她说准备选广告。我说很好啊，那你Adobe全家桶都会用了？她说基本会了。我说，去广告系不错，但来传播系也不错哦。
广告系能告诉你如何做，传播系能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你做广告提案和满足客户需求时就会很有说服力。另外，广告系的同学会Adobe的很多，但传播系的同学会Adobe的也许很少，所以你在传播系可能成为“稀有动物”。她睁大着眼睛，我说，欢迎你选择传播系，但我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我觉得我给这位同学传授的就是“解惑”的能力，即如何在不同情境中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有人可能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ta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抉择。与传道和授业相比，我更重视解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不知道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无法面对生活的压力，无法平衡各种生活的要求。他们有很多疑惑一直积累在胸，出于很多原因，又无法找到一个人坦诚地交流。
传播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获得大家的信任（credibility），首先要有专长(expertise)，其次比较诚实可靠（trustworthiness），第三要有善意（good will）；第四还要比较幽默，比较可爱。比如张文宏医生，他罕见地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因此被公众相信和喜欢。应该说，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这四种特质。有的老师可能视野太窄，回答不了相对专业的问题；有的老师可能很专业，但是对学生缺乏善意，不能对同学进行同情的理解；有的老师说话缺乏幽默感，也不可爱，因而让人觉得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觉得，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做到了，那或许称得上是一位好老师。
我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自己最认同的是我作为教育者（educator）的身份。传播学的教育者最重要的是首先自己不bullshit，然后要教会学生不bullshit，再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识别他人的bullshit。
邓建国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海校友会上演讲
全媒派：前段时间有一篇调侃新闻人“贫穷”的文章刷屏，很多传媒圈的人纷纷转发，也有一些建议不要学新闻的声音。作为一名学者，您觉得新闻传播专业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邓建国：我所在传播学系的学生培养目标是：以国际化的师资和理论驱动的教学和科研，培养具有较高传播理论水平、方法论素养、数据处理能力、判断和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口语、文字和多媒体）、跨文化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的，服务于国家、地方和国际组织的高端传播人才。实际上，我觉得这些能力应该是人之为人都具有的能力，但是由于很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点。因此，在现阶段，我觉得专门设立一个专业来培养传播素养，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所说的这篇文章我读过，很多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会提到自己有专业虚无感，但是我想这种感觉在其他专业应该也有。例如我就听到国际关系、社会学、中文系的同学说对自己的专业有类似感觉。这类新传专业的自嘲文章以前也有过，也恰恰说明新传专业同学的传播能力很强，而其他专业的同学则较弱。这篇稿子图文并茂，充满着夸张和戏谑，写得不错，所以传播得很广。
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我很想跟作者聊一下。我会说，你这样写，可以写出一个十万加的稿子，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也许说，老师，我觉得这是事实，所以我要传播出来。但是你去看那篇文章，那是事实吗？我不觉得完全是事实，那里面充满了戏谑、夸张、搞笑。我看得出来作者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得意的自嘲甚至自虐。
我觉得这类新传自嘲文章都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想想看，你是一个善于传播的人，你对传播对象又非常熟悉，这时你就要特别警惕你报道中的偏向性，否则你会丧失客观性。很多新闻人都是把自己的行业写得很痛苦，但任何幸福与不幸都是对比出来的，如果你不对比一下，只看自己不看别人的话，那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给读者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这有点像个悖论，我们总是很善于自嘲，自嘲是一个可贵的品质，但这类文章产生的传播结果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即局外人会将你局内人的夸张和自嘲视为事实并据此行动，结果你让自己所在专业的形象遭受到不应有的误解。
全媒派：今年，线上课程风靡，如今国内疫情形势基本稳定下来，各大高校相继开学，您觉得“云端”的传播形势是昙花一现还是会长期延续下去？
邓建国：我觉得这是一种受危机驱动的“创新的扩散”。网络教学或者类似的技术一直在大学被推动，但是一直难突破，难以达到tipping point，也就是创新扩散S曲线上的转折点。
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罗杰斯说，创新型产品要具有五个特点，比如一项创新应具备相对的便利性、兼容性、复杂性、可靠性和可感知性等，但网络教学技术即使具备了这5个特征，它在大学中的扩散仍然长期遭遇阻力，直到出现了今年的疫情危机。危机消除了异议和抵触，迫使各个层面的利益攸关者一致无条件地采纳了网络教学。也是因为持续的危机，师生们对网络教学初期的不便也具备了忍耐度，直到形成新的使用习惯。
网络教学现在已经主流化了，新的融合教学习惯也已形成。我觉得，网络教学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它不会完全取代线下教学，但是占比会增加，可能以前占整个教学时间的10%，现在可能会变成30%。然后，随着疫情的消散，它不会消失，而是会调整适应，只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niche），比如说今天网络讲座、国际会议和读书会越来越多，这也能让平常处于大学高墙内的知识有机会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扩散，对大学和教师个人品牌的建立也会有积极的作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未来，大学老师都要适应线上线下“两栖”教学，随着相应的技术的出现，网络教学可能会更加高效，更具沉浸性。
互联网时代的四种内容过滤机制
全媒派：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上特别活跃，对您而言，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表达意味着什么？
邓建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我个人而言，脑子所想和笔下所写是有区别的，而文字通常能够将思想外化，因而也成为文明的标志和载体。在写作过程中，思路变得清晰、缜密，当把自己的所想客观化、写出来之后，你可以跳出来，从外面来审视你所写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锻炼大脑的过程。
另一方面，写作这个事情本身就能够让你脑子里面灵感丛生。这和教学是一样的，当我站在学生面前的时候，大脑的激活状态远比我在办公室里一个人的时候要好得多。写作也是这样，当你下笔开始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写的过程会全部自然地流出来。
这给我们的传播学启示是，传播的过程并不是你脑中先想清楚了一个完整的产品，然后把它塞到媒介当中，再传播出去，最终被“受众”原封不动地拿出来接受，而是你脑中的idea与写作媒介和写作过程始终在相互激荡、相互建构。所以说，“你想清楚了再说”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传播。
我们通常是，在说的过程当中想得更全面，或者是发现自己的不足；在写的过程当中灵感迸发；在教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新的东西；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向内发现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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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我看老师的文字时，常常会感受到您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当下种种公共议题的强烈思考和反思。
邓建国：我本来刷微博、发微信都是为了能够满足个人的需求，提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描述能力和解释能力。使用微博十多年来，我发了一万五千多条的微博，发现有不少人都成了我的粉丝，尤其是考研的学生群体。我发的一些观点，他们都觉得很有道理，然后相互转发。这就让我的个人的表达具有了一些社会价值。
现在价值观混乱，个体网民在各类宣传中无所适从，如在黑暗当中的赶路人，对很多问题不知如何看，如何思考。我是坚定的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的信奉者。实用主义既是一种哲学观，更是一种“帮助我们清晰思考和辩论”的方法论。它讨厌空洞观点之间的无谓话语之战，而在意不同观点对我们实际生活的影响，并通过比较这些影响来比较不同观点。今天很多人在一些问题上喋喋不休地作形而上地争论，但很少认真比较过如果某一种观点被转化为实际行动，它将意味着什么。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群饱学之士在国王面前争论，为什么一条活鱼慢慢放进一桶水里，水不会溢出来，而如果将一条死鱼放进去，水就会溢出来？学者们围绕着鱼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占据一定体积展开了激烈争论。国王什么话也没说，命令人拿来两只水桶，然后将一样重的一条死鱼、一条活鱼分别放进水桶中，发现两个水桶中的水都没有溢出来。还有一个故事是说，两兄弟对着天上飞的天鹅争吵该怎么吃它们，为此争论不休，结果天鹅都飞走了。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同观点间有价值的争论只能体现于这些观点对实际生活的效果之间的争论，否则的话都是无意义的空谈。
在网络发言中，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用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就具体案例做一些评述，主要是将思考的过程（如某一观点背后的预设为何，这一预设是否成立？）袒露出来，而并非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出于自我修炼的需求和学者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我应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播学者尤应如此，言即是行。当然，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说话还是要看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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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您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研究微博的传播生态了，现在提到微博，热搜榜是个绕不开的点，很多其他内容平台也都在做类似功能。老师如何看待社交平台对于热搜、热点榜单的追逐？
邓建国：我从来不看热搜榜，也不知道微博热搜榜在哪。可能我非典型，哈哈。但是我如何看待它呢？现在信息纷繁复杂，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网民无所适从，因此需要一个信息过滤机制。
在互联网之前，信息过滤机制也一直存在，比如我们从众和听从意见领袖，都是过滤信息的手段。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般有四种内容过滤机制：网民群体过滤、意见领袖过滤、内容编辑推荐、算法推荐过滤。
我理解，热搜相当于是算法推荐，或者是人工加算法过滤。而算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黑箱，因此平台背后的力量对其操纵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一件天大的新闻竟然没有上热搜，但是某个明星结婚却上了热搜，这是不是很离谱？我们姑且认为热搜有一个公开的、确凿的标准，就是流量越大，点击量越大，就越可能上热搜。那么，这也意味着流量为王，内容生产者因而受到流量的绑架。从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时代开始，能够吸引（发行量）流量的，无非就是诉诸阅听人本能的、打擦边的内容，这就导致了标题党现象和内容的庸俗化。
商业模式的改变注定意味着内容的改变。对于人类而言，下里巴人永远多于阳春白雪，所以当追求流量的时候，就注定了内容品质会急剧下降；当追求热搜的时候，就很可能会用非常低劣的内容作为诱饵来吸引流量。
我很少自己去追逐新闻。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我想大家都一样，只要这个新闻足够重要，它就会自动流入到我的社交圈子里，就如一篇研究文献或一本学术专著如果足够重要就会被人谈及、阅读和引用一样。如果这个新闻不够重要的话，他就不会被我的朋友pick up，也不会被我看到。这也是一种集体过滤。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稳定的信息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具有信息过滤能力，而不必依赖如微博热搜这样的机制。
传播充满猜测，也充满风险
全媒派：近几年您翻译了许多传播学著作，为什么选择去做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和体验可以与大家分享？
邓建国：为什么要做翻译呢？首先是想学习。因为虽然国产的学术成果质量已经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不少中青年学者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但总体而言，我们这个学科领域内课题类研究过多，经典学术成果很少，以至于我在阅读国产学术成果时，对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回报率”常常没有太大信心，因此就转而选择更多地阅读国外学术作品了。在我国，学术译著始终是长销书和畅销书，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其次，这也是我应对信息爆炸的一种方式，因为翻译不是你拿着一本书简单看看，而是要扎扎实实出成果，那就意味着你要扎扎实实把这句话、这页纸、这本书全部看明白，再投入时间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做翻译，是一种扎实的、确保自己没有浪费时间的一种方式。
第三个原因听起来更加高尚一点，就是想通过翻译，为国内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因为学术交流需要开阔视野和中西方的信息流动。比如《对空言说》这本书兼具文学、哲学、宗教取向，在以行政研究取向为主的传播学中，它很稀缺，具有独特的价值，我在重读这本书时还会发现自己的翻译有可改进的地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我花了很多的心血。这本书的重译让中国读者重新发现了“传播的历史”和彼得斯，为国内传播学的发展引入了一条不同的思路，同时也让一些青年学者好像更愿意投入到学术翻译当中来。当然，最开始我并非是这样料想，仅仅是求知的欲望推动我想把这本书弄懂，一章一章看多了，就连点成片，干脆把它翻译出来。
全媒派：您翻译的这本《对空言说》中写道，“人与人的交流注定充满沟壑”，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交流与传播？
邓建国：所有的传播，包括恋人之间亲密无间的传播，都不是目击而道存，或者心连心，而都是大众传播、远距离传播、异步传播，都涉及一方对另一方的诠释。彼得斯从物理学（physics）以及形而上学（metaphysics）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
比如说，现在我跟你通话，是共时传播吗？我们一般说电话虽然是中介化的人际传播，但它类似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应该属于同步传播。但彼得斯却认为，不是的，在电话里面，传播是异步的，只不过时间很短，人类的感官没有感觉到。
与此类似，我们面对面的传播里也存在着非常微小的时间差，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同步传播”。彼得斯想说的是，“对话”不是所有传播的理想或根本特征，“撒播”才是，而且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对对话不切实际的幻想。
彼得斯认为，所有的“同步传播”其实都是异步传播，所有的人际传播其实都是大众传播。我们在交流时，我无法确信你真正理解了我，这个时候，就免不了要猜测。所有的传播都涉及到猜测和诠释，所有的传播就因此充满着风险。但我们要庆幸的是，在生活中，凭着猜测和诠释，你似乎理解了我，我也似乎理解了你。
我说，我们今天一块去吃午饭吧，你说好，于是我们一块去。你看，我们通过沟通协调了行动，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多少的风险。一起去吃饭，那吃什么饭？到哪里去吃饭呢？我们其实都在猜测。我们这次猜对了，并不意味着我们明天一定会猜对，更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能猜对。而通常，误会就在“我以为我猜对了”的过程中产生了。
彼得斯的观点是说，我们要庆幸，即使所有的人类沟通都是远距离沟通，我们都在靠猜测理解对方，但是我们竟然都能大部分猜对。那么，万一没有猜对，我们也不要懊恼，不要悔恨，不要自叹人类沟通的理想无法实现。
在书中，彼得斯也认为，之所以很多人都在抱怨人与人不能心连心，是因为我们将沟通的目标树得太高，没有意识到沟通本身就充满了风险。面对一个盛了半杯水的杯子，我们不要总看着杯子是半杯空的，而是要看到里面还有半杯水。我们不妨放弃心连心这一不切实际的沟通理想，珍惜我们能够手拉手（彼此具身在场）的当下。
在第一版译本中，何道宽老师把这本书的题目翻译成“交流的无奈”，很美，但其实彼得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更应该将其称作“交流的庆幸”、“交流的万幸”。
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
全媒派：在老师看来，传播学不是偏执一隅的、狭隘的学科，那么，反过来看，当我们研究传播学这门学科时，有没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邓建国：我关注媒介理论，关注媒介技术对人以及人类社会的相对中观和宏观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各种技术变幻无穷，但是我不想去追新逐异，而是找到它相对本质的东西。我受媒介环境学派的影响多一些，也慢慢地兼具技术和人文的关怀，甚至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我对具体细微的东西有很多经验性的感受，但更偏好理论分析。
同时，我也关注文化研究、媒介哲学、媒介研究等。我兴趣很杂，无所不看，想把所有的貌似无关的东西串联起来，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知识。也许哪一天，我想写一本书，将那些看似无关的东西都放到传播学的篮子里面，然后分析一番。读者一看，这老师竟然将这些我们认为八竿子打不着的知识，全用传播学串联起来了，而且特别有道理。我就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后学科、跨学科、超学科。我不认为传播学有它的核心领域，或者说去区分这个才是传播学的，那个与传播学无关。
传播学中最“主流”和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模式当然是以信息论和拉斯维尔的5W为代表的“传输模式”。但因此，传播学也损失了很多丰富的血肉和魅力。作为一种反拨，美国传播学者C.T.Craig提出了一个传播的“建构性的元模式”，该模式对“传播”的定义是：传播是互动和共同行事（Communication is interacting and doing things together）。如果非说传播学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话，也许就是它研究“人类之间（也许还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之间）是如何互动和共同行事的”，所有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都与传播学有关。
今年新入学的硕士中有很多跨学科背景的学生，我对他们说，你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忘记自己的背景，要将自己原来的学科知识带入到传播学，为传播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才是你不可替代的特点。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万物皆媒介，万象皆传播。有人就会有信息的流动，有信息的流动就和传播有关。我现在因为乱七八糟的书读多了，思考得比较多，加上我受彼得斯思想的影响，我觉得我已经“走火入魔”了，对所有的东西都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拿着传播的榔头到处敲。上课的时候，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邓老师总是三句话不离传播，对什么东西都用传播来分析，但分析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同学们笑着点头。
全媒派：那么传播学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呢？
邓建国：我们现在之所以对“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有疑惑，也许不是现在将它划得太广，而是之前施拉姆为了将传播科学化而划得太窄，不足以支撑传播学这一领域。前面提到的C.T.Craig有一篇文章——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Field，他在文中把传播学理论划分为了七种传统——社会心理传统、控制论传统、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这种划分其实很武断，他自己也承认说其实并不十分站得住脚。但这也确实意味着传播学有很多传统或渊源，每个传统都有自己看待传播的独特视角，提出了自己的学术问题、指出了什么是好的传播和不够好的传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让传播学的不同传统之间各说各话。但正如彼得斯认为我们应该庆幸人际沟通的不完美一样，我们也应该将这种多样视为传播学的吸引人之处，而不是一味地哀叹其不足。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么看“传播学的边界”问题。它的边界可能不是垂直划分的，而是横向划分的，而且越来越往外拓展。正如我们一度将报业集团的新媒体部门和内容生产部门分开并列设置，现在却发现“新媒体”其实应该同时分散在每一个内容生产部门。
事实上，今天的每一个领域都涉及到传播。传播是底层的，注定和所有东西都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媒介学者基特勒认为媒介研究应该作为所有学科的元学科。但是，不专门研究传播的人可能不具备这个意识，如果别人不能用传播的眼光看待问题，那我们传播学者应该能。
希望改善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
全媒派：最后，老师可以向我们介绍下您最近在做的研究或关注的议题吗？
邓建国：我最近在关注一份曾经在中国出版过的英文报纸，这份报纸有一位评论者，几十年间给该报的总编辑写了近200封“读者来信”，我对这个人很感兴趣，我想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英语流利典雅，视野这么开阔，这么关心公众议题，在一百多年前就能参与国际话语，并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中国人的视角。这是一个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但还没有真正开始。
其次就是翻译第二本彼得斯的著作，是关于媒介哲学的，书名翻译过来叫《奇云：媒介即存有》。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各种“技术型或元素型媒介”如火、水、空气、云、历法、钟、零、方向等，不是后于人类出现，而是先于甚至和人类同时出现并让人之为人，所以媒介决定了人类的存有。这些媒介常常为我们所忽视，但它们却发挥着基础而隐秘的巨大作用。这本书已经译完，我还写了差不多三万字的译者导读和八千字的译后记，终于于今年7月份交稿，期望今年年内能跟读者见面。
邓建国的主题讲座：彼得斯的传播思想：从《对空言说》到《奇云》
第三，我关注媒介哲学、媒介研究，尤其是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超人类主义 (transhumanism)。前者指人类向非人类物种的扩展，属于空间型扩展，后者指人类向未来“增强型人类”的发展，属于时间型扩展。这两者都可以置于“后人类主义”的大伞之下。
我想知道人类将如何进入超人类主义，这究竟是一种空想，还是一种确实会发生的现实（奇点的来临）？它对传播学学科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前我们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那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沟通如何实现？身体还重要吗？人类的大脑可以上传吗？人类的记忆将会如何演变？人类的文明如何传承？大致是这么一个想法，与哲学、媒介技术、媒介理论有一定的关系，有点脑洞大开，信马由疆。
还有，我关注中西传播哲学思想的汇通。中国的传播实践实际上有传播的实质，但是缺少理论的提炼。我关注中国数千年的传播实践，试图提炼出其中的逻辑系统。我长时间沉浸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理论当中，最后还是想回来，知西才知中。如果我们对西方的传播理论和方法不了解，就只能自说自话，很难和西方的传播理论对话。
余英时先生说，我们在研究中国时，“西方绣成的鸳鸯固然值得借鉴，但更重要的则是取得西方人绣鸳鸯的针法。”他指出，现代诠释已不可能避开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了，甚至也无法完全不涉及西方的理论......西方理论不可套用，但概念及分析方式则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现代诠释》）。所以，我最终还是想写一本类“中西传播思想比较研究”这样的书，有点像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我主要是想把传播学想清楚，改善一下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cliché）现状。我们传播学做行政研究太多了，就相当于同学们总是疲于应付一个又一个的事情。之前有两篇文章很火，一篇是关于大学生的绩点，一篇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两篇文章有点类似，就是说很多事情都变成了对符号的追求，而不是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的追求。现在学术生产也被游戏化（gamification）了，被量化，可测量，可比较，可竞争，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把原来对意义的寻求转移到对分数的追逐。
我曾有幸跟邓正来先生近距离接触，他曾说过，“很多人都很善于talk about学术，但很少人talk学术。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于我而言，我希望自己为这个学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读我的作品。有学者说“眼高手低比眼低手高要好”，我所想象的东西也许不会真正做出来，也许以我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最后也可能不了了之。但是我确有这样一个想法，想要在学术生命中留那么一点点东西，多带学生，多写专著，但是到底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最后，我很享受与同好的对话和与学生的交流。我梦想自己也许能像艾赛亚·柏林或乔治·赫伯特·米德那样，或因懒惰，或因痴迷于口语教学和交流，“述而不作”，一生从未出版过著作，唯有身后学生编撰的讲稿文集，或者我的学生就是我的“作品”。当然，懒惰和对口语交流的痴迷我是有的，唯起点的高度和学识不及这两位大家之万一。
来源公众号：全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