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开始进行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对电视暴力进行内容分析以外，还测量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最终创建了“培养理论”。培养理论学派提出“主流效果”和“回响效果”理论。主流效果是指：理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所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这与沉默的螺旋理论不谋而合。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并引导社会主流舆论，从而使公众意见趋于一致。这一理论应为新闻媒介所利用，积极引导主流舆论。
简介
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由G·格伯纳等人提出。格伯纳认为，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
研究方面
“培养”理论的外围
“培养分析”并不是一项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被称为“文化指标研究”（cultural index studies）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包括三个方面：①制度分析。②讯息系统分析。（message system analysis）③培养分析。
制度分析
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
2.讯息系统分析
大众传播的讯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影响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讯息并不是符号的随意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意义结构的系统。讯息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信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
3.培养分析
“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核心观点
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例如，接触大量电视暴力节目的受众，对遭受暴力攻击可能性的估计，远高于实际，也高于少接触或不接触同类节目者。这就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媒介的长期效果，就对受众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来说，媒介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如果媒介对客观世界进行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反映，提供受众正确的信息，就可以对培养受众健康全面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媒介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偏颇的描述，就会歪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形成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而综观历史和当下，许多新闻媒介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等原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颇。比如，美国的揭丑运动时期，媒介大量地对公众人物进行揭丑报道，给受众留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现今新闻界也大量存在。比如媒体在一段时间内对农民工犯罪问题和心理问题进行集中报道，使受众对农民工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从而对这一社会群体产生负面认识，这一偏见妨碍了农民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交流与理解，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不断被边缘化。托马斯公理认为，如果人们对某状况作为现实把握，那这状况作为结果就是现实，因此可能会反过来刺激更多的犯罪行为和心理问题，对社会增添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应当合理接见培养理论的这一观点，重视新闻媒介在建构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具体见解中的作用和任务。首先，要把新闻真实性摆在第一位，不仅要新闻事实本身真实，还要求一系列的新闻事实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其次，要注意平衡报道，始终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也就是要把新闻真实性置于宏观背景下去考量，使受众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积极正确的认识。
发展
"培养理论"提出后，格伯纳等人又对其做了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提出了"主流说"(mainstreaming)和"共鸣说"(resonance)以及"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说"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共鸣说"是指，电视的"培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
"第一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等。"第二级信念"是指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如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应当指出的是，"第一级信念"与"第二级信念"虽然在程度上是递进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在培养理论中，"第一级信念"更多的受电视影响，而"第二级信念"则受电视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
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培养理论日渐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仍时常困扰着研究者。
首先，电视培养效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到底是长时间的收视使人不敢在夜晚独自上街；还是由于这种恐惧使人不得不呆在家里看更长时间的电视？"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其次，从总体看长时间的收视确实是产生培养效果的主因。当控制某一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时，受众的"收视时长"在"培养"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当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时，"培养"效果中可以归于电视的效果就非常小了。这一点也是其他研究者对"培养理论"提出质疑的依据。
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如问题设计的精当与否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某一特定节目类型为研究对象(如暴力节目)，会看到更加清晰的培养结果。但这种观点似乎与格伯纳的基本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从培养理论提出2018年，新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支持"培养"假说的研究结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养"假说的研究结论。
米歇尔·摩根(Michael Morgan)与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传播学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发表文章，梳理总结了"培养理论"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项"培养研究"后，肯定了"培养效果"的存在。作者认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从总体来看，"培养理论"已经得到了证明。正像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书中讲的那样："公平地说，尽管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培养理论"表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培养"效果在一部分群体中确实存在。"
基本论点
培养理论的基本论点是：电视已成为人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电视的主要功能在于：散布、稳定社会行为模式。主要目的不是要改变现有社会行为模式，相反，而是要避免改变。
包括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介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它与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和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从本质上说是具有阶级性的舆论工具。因此它势必会维护既有的社会模式和规范，而不是去摧毁它。这从世界各国的媒介实践中都得到了证实。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新闻媒介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就是明证。在我国，新闻媒介也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己任，并大力宣传和贯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律，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新闻媒介的这一功能无谓正面还是负面，关键还在于社会行为模式本身的正确与否。
然而，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新闻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在社会动乱年代，媒介宣传变革，启蒙民智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我国近代史上的两次办报高潮，当时的许多报刊都是在既有社会模式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那就是通过改良或社会革命改变社会既有行为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媒介在倡导新的社会行为模式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实践中，我们要利用新闻媒介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媒介也应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宣传者与排头兵。
相关理论
“回响效果”
“回响效果”理论指当电视世界的经验与个人经验趋于一致时，培养效果会如同空谷回音一样显著扩大。这又与选择影响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要求新闻媒介的报道与宣传应极力贴近实际，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这样才能使媒介效果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