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是对所描述事物的基本构架及关系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表 达。模式表达的特征是：最简化地从某一特定角度显示事物的最基本 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它提供了所描述事物的一个基本结构乃至功 能，使我们易于方便地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进而认真和深化地考察其 中每一个因素及相关性。当然，这有赖于"模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 我们想要模式化的对象"。
美国学者 K·多伊奇在《论社会科学中的传播模式》(1952 年)一 文中指出，模式是"一种符号的结构和操作的规则，它用来将已存在 的结构或过程中的相关要点联系起来"，它"对于了解更复杂的过程 是不可缺少的"。
模式有结构性和功能性两类。传播模式几乎都是功能性的，仅描 述事物的结构，更显示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多伊奇归纳了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四种功能。
组织功能(organizing)：模式能找出资料间的关联性，构造和揭 示出它们之间的秩序，使人们获得对事物框架性的整体认识。
预测功能(predictions)：如果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正确描述了事 物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该模式对事物进程作出预测。从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到完全量化的有关"何时"、"多少"等问 题。如果可操作，那么通过实际检验能对预测加以证实。
启发功能(heuristic)：模式可以引出对新的未知事实的发现与 思考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询。这一点最著名的证据就是早期"香农-韦 弗传播模式"的影响。
测量功能(measuring)：模式可以帮助对所获得的各种资料的等 级序列或所占比率大小等进行量化的测定。
这些功能反过来便成为一种用以评估模式的基础标准，能在多大 程度上满足上述功能就是一个模式能否成立的尺度。
模式描述可以是纯文字的，或文字与图形、表格结合的，或数学 型的。传播学研究以前两种方式(特别是文字与图表结合的方式)为 主，只是涉及量化问题时，才会借助数学模型。
学者对模式的批评在于，认为它可能导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 固化，"由于接受这种人为所加的(但在某些时候有其便利之处)界限， 模式可能对进一步的理解思考构成限制"(费斯克)。但这种情况似乎 并非想像的那样是个问题，甚至刚好相反。多伊奇关于模式的"启发" 功能的探讨似乎已预先回答了以后可能出现的批评。
实际上，一个有 限度解释事物的模式本身就可能被不断修正，并且常常会引发人们从 更多的新角度探讨问题，发现每种模式的缺陷已成为修正或建立新模 式的必然过程，传播学各种模式的演化历程和它总体的丰富内容证明 了模式化思考的价值。赛佛林认为，模式能指出我们知识中那些明显 的空白，提出需要研究的领域。检验一个模式可以引出改进了的模式， 这意味着原来模式的失效。
此外，想建立一个能全面解释有关大众传 播的包揽无遗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这类全面性的模式都将 是十分复杂，而且肯定是一个十分难以'读懂'的"。同时，"任何一 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能正确说明现时真实的 思想状况"(丹尼斯·麦奎尔)。
各种传播模式的建立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期间，而 50 年代是其鼎盛时期，尤其是在美国。当代传播学的研究者一般对建立 传播模式的活动已不十分注意。